54岁失独试管婴儿-40岁失独想要孩子

精子质量差、不孕不育、生育危机……近年来，围绕着生育困难的各种词汇，频繁出现在各大网络社区论坛。

尽管没有哪一个权威统计数据能证实“生育危机”的存在，但从街头巷尾的议论中依旧透露出这样的变化：原本轻而易举的生育，如今变成了一个难题。

辅助生殖技术在这些年逐渐成为解决生育困难问题的一种方式。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不孕门诊量，连续5年每年增长30%—50%。仅上海所做的试管婴儿就翻了一倍，从以前的每年1万例上升至每年2万多例。不难看出，最近几年通过辅助生殖技术诞生的婴儿数量正在大幅上升。

在感谢科技发达的同时，有一个苦涩的现实摆在面前：或许，我们正在失去自然生育的能力。

在庞大的市场需求下，代孕中介就像是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

生个孩子至少15万

记者在互联网上搜索“代孕”，几秒钟弹出2760万个相关搜索结果，其中有上千家代孕网站的存在。它们用直戳人心的言语和承诺，吸引着在寻找生育机会的潜在客户。

排在首位的是一家名叫AA69的代孕网站，它自称从2004年开始从事代孕行业，迄今为止已经有16年，累计为数以万计的不孕不育家庭接生了10000多名新生儿。AA69创始人吕进峰，还先后接受了37家海内外媒体的采访，并因此被业界誉为“中国代孕之父”。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记者与AA69在线客服开始了交流。

记者：“代孕价格最低是多少？”

客服：“从15万到125万不等，具体数目要根据客户不孕不育程度、对第三方的综合条件素质、以及付款周期的长短来决定。通常来说，怀孕越困难，对第三方的外在和学历要求越多，付款周期越长，总体费用就越高。”

记者：“听说代孕协议没有法律效力，如果你们拿钱跑路了怎么办？”

客服：“目前，市面上所有的代孕合同，都相当于一个君子协定。在签订完合同后，委托方和吕进峰会建立一个联名账户，吕进峰的个人信息在网上都是公开透明。如果您还不放心，可以在代孕过程中，随时随地过来考察参观，直到婴儿出生。”

记者：“如果选择第三方代孕，孩子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吗？”

客服：“代孕就是将男方和女方的精卵体外做成胚胎，最后移植到代孕母亲的子宫内，孩子的基因属于提供精卵的那一方，跟代孕母亲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在交接孩子的时候，我们还会提供亲子证明。”

代孕母亲从何而来？

在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不久，一位自称AA69广州地区的张姓客户经理，打来了电话。

面对记者的好奇，张经理表示，大部分代孕母亲通常都是熟人之间互相介绍，还有一小部分代孕母亲是从网站上的招聘信息找来的。

张经理告诉记者，这些代孕母亲都是来自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偏远山区的已婚妇女，有生育过一到二胎的经验，并且年龄低于35岁。

因为从小家庭条件困难，她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早早辍学出去打工。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只能找一些卖苦力的工作，这些收入也只够勉强维持日常的基本生活。为了早日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让家人和孩子过上好点的生活，她们选择了做代孕母亲这条路。

张经理还表示，代孕母亲在移植成功后，会被安排住进公司专门租的小区。日常的一日三餐和饮食起居，也会有阿姨来负责照顾。

而且在每个月的固定时间，公司会将工资打到代孕母亲的银行卡账户上。累积下来，一个代孕母亲一年大概能得到20万左右的报酬，这个数目相当于她们在工厂流水线干七八年的收入。

做代孕的都是哪些人？

张经理给记者介绍，代孕主要分为几种：

1、自供精卵，自己怀；

2、自供精卵，找第三方代孕；

3、自供精子，第三方借卵，自己怀；

4、借精借卵，找第三方代孕；

由于生育对女性年龄的极高要求，造成选择第二三种代孕方式的人比较多。

这些女性在成为母亲的道路上，面临的最大阻碍有：卵巢早衰，子宫肌瘤，宫腔粘连，输卵管堵塞，卵巢囊肿，无子宫，封闭抗体，红斑狼疮，心脏病，染色体缺失等几十种常见罕见不孕症。

一旦患上这些不孕症，她们无异于被判了生育死刑。若想怀孕，代孕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选择。

张经理还表示，这些代孕委托方，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内外，职业遍布各个阶层。有商人，有明星，有老师，有公务员等等。

他们并非外界传的那样，都是挥金如土的有钱人。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家庭，有些夫妻为了生一个孩子，还不惜卖房卖车。

56岁失独想要孩子

争议不断的代孕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2012年公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平均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问题，不孕不育率达到12.5%至15%，治疗失败的约占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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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随着国内二胎政策的放开，一些高龄夫妻纷纷加入了二胎队伍。想生却又不能生，代孕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

对于想要孩子的不孕不育家庭来说，代孕对他们而言就是如同救命稻草一样的存在。

正因为如此，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中“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的条款被删除。

然而，代孕从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存有巨大的争议，支持方和反对方的各有说辞。

支持方认为，血脉延续是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而且缺少子女的家庭离婚率较高，代孕于此可以和谐家庭氛围，减少因不孕不育带来的拐卖、拐骗儿童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反对方认为，代孕将子宫商品化，把女性当作生产婴儿的机器，是对妇女人格尊严的一种侵害。而且夫妻双方没有体会过“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辛苦，在将来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亲情关系会比较淡漠，这对孩子的成长无疑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有人怒骂“代孕意味着道德的流产”，有人呼吁“伦理最终要从人类的幸福出发”。

著名学者费孝通认为，代孕还伴随着一些更深刻的社会问题。生育和养育的分离，这会否导致代孕孩子的社会身份危机？生育与婚姻家庭的分离，是否动摇了“孩子是爱情结晶”这一观念？

学者陶短房撰文指出，代孕牵扯太广，需要平衡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利益，绝不仅仅是禁止和解禁的问题。否则的话，不仅无助于遏制地下代孕产业中的乱象，对于那些希望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来生育孩子的不孕不育夫妻以及高龄失独家庭而言，都是一种无形的伤害。

可以预料到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孕都将是一道难解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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